逆作法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基坑支护技术，由于其独特的施工工艺在国内外多个深基坑工程中得以实施，尤其是在交通繁忙，人口密集的城市，其应用更为广泛 。前人对逆作深基坑工程从设计方法、施工技术以及检测等方面进行过大量研究，但由于各工程的具体情况不同，尤其所处地层条件差异较大，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

天津滨海新区为典型软土地层条件，地下水位高，渗透性小，基坑开挖存在着诸多问题。本文通过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扩建配套工程，采用现场实测资料分析方法，探讨了超深地连墙变形问题，找出深基坑开挖时支护结构的变形规律，为该地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作用。

1、工程概况

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扩建配套深基坑工程主要包括地铁2号线机场站、城际铁路机场站、部分换乘通道、地下停车场，以及航站楼和地下的连接通道。工程地下结构整体两层，局部三层，地下两层部分基坑深度为13．0 in，基坑长232m，宽71．32 m～ 88．7 m。围护结构采用地下连续墙，墙厚800mm、1 000 mm 、1 200 mm三种，墙深28．7～49．2m。本工程采用盖挖逆作法施工。二层部分施工工况见表1，该工程地层条件见表2。

2、基坑监测设计

由于该工程支护体系受力变形极其复杂，开挖期间对其进行了围护结构顶部沉降、水平位移、周边地表沉降变形、围护结构侧向位移、周边建(构)筑物、桥梁沉降、倾斜等l0余项进行了监测。本文针对地下连续墙变形问题，基于现场监测资料选取墙体四个典型测点进行了分析，监测点水平间距约为30 m。

3、地下连续墙水平变形分析

测点SH1和SH18位于基坑的拐角位置，测点SHI6和SH17位于基坑长边中间位置。实测地连墙四个典型位置处水平位移测斜曲线如图1所示。

3.1、地连墙总体变形分析
　　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均为墙顶和墙底两端变形小，中间变形大，曲线随深度变化近似“弓形”。在开挖至基底13 m时，地下连续墙的最大水平位移值8max为14．5 mm，8max／H =1．1‰ ，远小于《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》中结构水平位移控制要求的容许值范围。表明基坑逆作时，上部结构板，永久结构刚度较大，对地连墙的变形起到了较好的约束作用。
　　逆作法与顺作法不同，逆作基坑在开挖初期墙体的最大位移出现在基坑口处，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，墙体水平位移最大值的位置不断下移，挖至基底时，墙体水平位移最大值出现的位置约为基坑开挖面以上1／3深度处，与顺作法位于基底开挖面附近区别较大。
　　测点SH1和SH18水平位移最大值相对SH16和SH17较小，这是由于测点SH1S、HE18处在结构的拐角处，且开挖最晚。而测点SH16、SH17位于地下连续墙中部，开挖较早，SH16更靠近中部，所以变形最大，已达15．0 mm。实际开挖时，应考虑基坑开挖的时空效应，重点关注位于基坑长边中部的变形。

3.2、地连墙竖向不同位置变形情况
　　为了分析墙体变形随时间的变化情况，针对测点SH16在墙体上设置了4个监控点，见图3。

图3为监控点SH16水平位移时程曲线。可见，随着开挖过程的深入，位移变化值不断变大。墙体下端监控点四位于坑底以下6 Ill，其位移值较小，其变化比较平缓，说明基坑开挖对于坑底以下部分的地下连续墙变形影响较小；其它三个测点自监控第5周往后均呈现明显增大趋势，可见随着基坑开挖深度的增加，围护结构的稳定性受到的影响也随之增大；位移最大的是监控点二，该测点位于基坑中下部，接近开挖面以上1／3深度处；而测点三位于围护墙体靠近基坑底部，其位移幅度相对测点二略小。该时程曲线也验证了前述对测斜曲线的分析。

4、地连墙竖向变形分析

图4为地连墙顶监测点SH16的竖向位移曲线。总体来看，随着开挖深度的不断加深，基坑坑底卸载回弹与自重应力的释放，使得地连墙随着土体逐渐隆起，但是由于孔隙水压力的消散需要时间，因此每步开挖卸载后墙体的隆起都有一定的滞后性，每步开挖结束后隆起的速率逐渐减缓，浇筑完水平结构板后，由于重力作用，以及结构板逐渐起作用，抑制了墙体隆起，使得隆起趋于平缓甚至有所下降。

5、结论

1)、在盖挖逆作法施工中，地连墙墙身的水平变形随开挖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变大，近似呈“弓形”分布，且墙体的位移明显小于顺作法。
2)、在基坑开挖时，墙体水平位移最大值出现的位置约为基坑开挖面以上1／3深度处，与顺作法墙体水平位移最大值发生在基底开挖面附近有显著不同。
3)、在开挖过程中逆作基坑地连墙墙体逐渐隆起，但每步开挖后隆起有一定的滞后性；开挖结束后隆起的速率逐渐减缓，底层板浇筑后隆起趋于平缓。